當警示徵兆釀成悲劇——Dr Haezreena Begum Abdul Hamid

6月25日 — 塔克洛班市聖荷西國立高中近日發生的校園槍擊事件，震驚了菲律賓全國及更廣泛的地區。三名學生不幸罹難，多人受傷，整個校園社群深受創傷。對許多人而言，這起事件難以理解。校園槍擊案在東南亞依然極為罕見，使得這場悲劇更加令人痛心。

隨著調查持續進行，公眾討論聚焦於多種可能因素，包括霸凌、獲取槍枝的管道、社群媒體的影響、網路暴力內容，以及年輕嫌疑人的背景。這樣的反應情有可原。每當發生如此規模的悲劇，人們都會立刻渴望找出原因。人們想要答案，想要確定性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們希望獲得保證，確保此類事件永不再發生。然而，極端暴力行為鮮少有簡單的解釋。

從犯罪學的角度來看，嚴重暴力行為鮮少源於單一原因。人類行為受到個人經歷、家庭環境、同儕關係、學校環境、網路影響及更廣泛社會條件等複雜交互作用的影響。校園槍擊事件往往是多重警示信號和多次錯失干預機會的結果，而非某個單一孤立因素所致。

塔克洛班槍擊案發生後，外界提出的問題之一，是霸凌是否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。若這些指控屬實，則值得認真關注。然而，以細膩的態度看待這個問題至關重要。霸凌不能成為暴力的藉口，任何理由都無法為奪取無辜生命的行為辯護。但同時，也不能僅因霸凌無法為罪行開脫，便將其視為無關緊要而加以忽視。長期以來，霸凌往往被視為成長過程中的正常一部分。受害者被告知要忽視它、培養韌性，或者就此翻篇。然而，數十年的研究一再證明，持續性霸凌可能造成深遠的心理影響。焦慮、抑鬱、社交孤立、自我傷害、逃避上學、自我價值感降低，以及羞辱感，在年輕受害者中並不罕見。正因如此，霸凌不應僅被視為紀律問題，它同時也是兒童保護問題。

許多霸凌案例中最令人憂慮的一點，是警示信號往往在危機爆發前便已清晰可見。受害者可能出現社交退縮、學業成績下滑、逃避上學，或表現出情緒困擾的跡象。然而，這些指標並不總是能被識別或採取行動。在某些情況下，學生可能因為認為舉報也不會有任何改變而不敢舉報霸凌；另一些人則可能擔心舉報後情況會更加惡化。

因此，學校面臨的挑戰不僅是在事件發生後作出回應，更在於在問題升級之前便加以識別。這引發了一個令人不安卻必要的問題：教育機構是否已開始對討論責任制感到抗拒？

近年來，各界對學生身心健康、心理健康及復健的重視已有所提升，這是可喜的進展。然而，支持與問責不應被視為對立的概念。參與霸凌的學生必須明白，其行為是有後果的。有害行為不能被正常化、淡化或一再縱容。與此同時，問責也不應與單純的懲罰畫上等號。

目標不應是羞辱、貶低或污名化孩子，而應是幫助他們理解自身行為所造成的影響，承擔責任並改變行為。真誠的悔意與行為改變，往往比缺乏反思或理解的懲罰更能有效防止日後的傷害。

這正是學校能夠發揮轉化性作用的地方。有效的反霸凌策略應超越紀律處分的範疇，涵蓋早期介入、輔導服務、同儕支援計畫、數位素養教育，以及鼓勵同理心與問責的修復性方法。受害者需要感受到被傾聽、被相信和被保護；與此同時，從事有害行為的學生也需要機會去理解其行為的後果，並作出實質性的改變。

塔克洛班悲劇同時揭示了現代青少年生活的另一個現實：年輕人的線上與線下生活早已無法截然分開。他們的友誼、衝突、身份認同與各種經歷，日益在數位平台上展開。網路霸凌、線上羞辱、接觸暴力內容，以及參與有害網路社群，都可能加劇既有的不滿情緒與脆弱性。儘管科技鮮少是暴力的唯一原因，但它能放大既有問題，在討論校園安全時不應被忽視。

然而，若只聚焦於社群媒體、電玩或網路內容，則是一種錯誤。這類解釋往往提供了方便的答案，卻轉移了人們對更困難議題的關注，例如校園氛圍、同儕關係、心理健康支援，以及學校對學生困境的回應方式。將責任推給科技，往往比檢視學生是否能夠接觸到可信賴的成年人、有效的舉報機制或有意義的支援體系更為容易。

歸根結柢，最重要的問題不僅是發生了什麼，而是這一切是否本可避免。學生是否能夠安全地舉報疑慮？投訴是否獲得認真對待？脆弱的學生是否被識別並獲得支援？在情況升級之前，是否存在干預的機會？這些才是值得深入審視的問題。

塔克洛班事件帶來的教訓，並非學校需要變成堡壘，也不是單靠更嚴厲的懲罰便能防止未來的悲劇。它提醒我們，校園安全早在武器進入教室之前便已開始。它始於營造讓學生感到安全、受到尊重與支持的環境，始於認真對待霸凌問題，始於識別警示信號並及早作出回應。

受害者理應獲得保護，學校理應擁有有效的干預工具，家長理應獲得支持而非指責，而從事有害行為的年輕人在被追究責任的同時，也應獲得復健與改變的機會。問責與關懷並非對立的價值觀，事實上，應對霸凌最有效的方式需要兩者兼備。挑戰不在於在懲罰與復健之間作出選擇，而在於找到保護受害者、促進責任承擔、鼓勵實質行為改變並防止未來傷害的平衡點。若說塔克洛班悲劇能帶給我們一個教訓，那就是警示信號絕不應被忽視。當暴力爆發之時，干預早已為時已晚。

* Haezreena Begum Abdul Hamid博士為犯罪學家，現任馬來亞大學法學院高級講師。

* 本文為作者或出版機構之個人意見，不一定代表《馬來郵報》之立場。